正如我轻轻的来,  我向坚厚的地壳里掏

  我有一个恋爱;——
  我爱天上的明星;
  我爱他们的晶莹:
   人间没有这异样的神明。

  他攀登了万仞的高冈,

  轻轻的我走了,
   正如我轻轻的来;
  我轻轻的招手,
   作别西天的云彩。

  在冷峭的暮冬的黄昏,
  在寂寞的灰色的清晨。
  在海上,在风雨后的山顶——
   永远有一颗,万颗的明星!

  荆棘扎烂了我的衣裳,

  那河畔的金柳
   是夕阳中的新娘
  波光里的艳影,
   在我的心头荡漾。

  山涧边小草花的知心,
  高楼上小孩童的欢欣,
  旅行人的灯亮与南针:——
   万万里外闪烁的精灵!

  我向飘渺的云天外望——

  软泥上的青荇,
   油油的在水底招摇;
  在康河的柔波里,
   我甘心做一条水草

  我有一个破碎的魂灵,
  像一堆破碎的水晶,
  散布在荒野的枯草里——
   饱啜你一瞬瞬的殷勤。

  上帝,我望不见你!

  那树荫下的一潭,
   不是清泉,是天上虹
  揉碎在浮藻间,
   沉淀着彩虹似的梦。
  寻梦?撑一支长篙,
   向青草更青处漫溯,
  满载一船星辉,
   在星辉斑斓里放歌
  但我不能放歌,
   悄悄是别离的笙箫;
  夏虫也为我沉默,
   沉默是今晚的康桥!
  悄悄的我走了,
   正如我悄悄的来;
  我挥一挥衣袖,
   不带走一片云彩。

  人生的冰激与柔情,
  我也曾尝味,我也曾容忍;
  有时阶砌下蟋蟀的秋吟,
   引起我心伤,逼迫我泪零。

  我向坚厚的地壳里掏,

  十一月六日  
  ①写于1928年11月6日,初载1928年12月10日《新月》月刊第1卷第10号,署名徐志摩。 

  我袒露我的坦白的胸襟,
  献爱与一天的明星,
  任凭人生是幻是真
  地球在或是消派——
   大空中永远有不昧的明星!  
  ①写作时间和发表报刊不详。手稿篇末注明:“二十六日,半夜”。与原稿有出入的是:第3行“晶莹”为“光明”;第4行为“我爱他们的恒心”;第6行“清晨”为“侵晨”;第9行“山涧边”为“涧边”;第13行“魂灵”为“心灵”;第17行“冰激”为“冷激”;第20行“心伤”为“伤心”。 
  《我有一个恋爱》中抒情主人公的恋爱对象是“天上的明星。”明星闪烁于天穹,照耀着地球,但并不带感情色彩。把“天上的明星”作为恋爱对象,这本身就表明,明星所指的不是常人眼中的自然现象,对明星的描写不只是纯客观的描摹。这明星是诗人眼中人格化的明星,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。“明星”这一艺术形象具有自然和情感双重属性。
  有的人仰望满天繁星,寄托内心的乡愁;有的人描写依着祖母的怀抱数星星,忆起童年的天真。徐志摩描写的则是在“暮冬的黄昏”,在“灰色的清晨”,在“荒野的枯草间”,明星闪烁的晶莹。这是诗人对自然景物的审美摹仿,是“这一个”诗人独特的摹仿。诗人接受了西方自由、民主的思想,但这种思想的觉醒只令他对现实更为不满,当时国家“混乱的局面使他感到他是度着灰色的人生”(蒲风语),个人爱情的挫折尤使他痛苦,国事、家事,“人生的冰激与柔情”,把他那颗充满浪漫梦幻的诗心折磨成“破碎的魂灵”。但是,象许多浪漫主义者一样,理想屡屡受挫但仍追求不会,他是永远不甘平庸的,他要在灰色的人生里“唱一支野蛮的大胆的骇人的新歌”(《灰色的人生》)。与他同期的诗作《灰色的人生》相比,同是写灰色人生,但《灰色的人生》重于现实的暴露与反抗,激愤粗犷,格调沉重凝滞,果然有“野蛮”、“大胆”、“骇人”之气。而《我有一个恋爱》里明星晶莹闪烁,创造了一个轻盈、空灵而又宁静、神圣的意境,与诗人灰暗、沉闷的人生感受侧面相比衬,这种反差也正是两者的契合点。
  在晶莹的星光里诗人看见了自己人生的追求,得到了“知心”、“欢欣”、“灯亮与南针”,这一光明慰藉了现实人生的抑郁苦闷,理想的歌颂重于现实的暴露。在这首诗里,诗人对明星的审美摹仿勿宁说是对自己的理想、自己的思想感情的审美观照,他造出了一个独立的纯美的艺术境界与现实人生相抗衡,并以此作为坚定的信仰慰藉与激励自己人生的追求。诗之末了,诗人高歌:“任凭人生是幻是真,/地球存在或是消泯——/大空中永远有不昧的明星。”这是一曲人生理想之歌,在这里,诗人的人生追求与晶莹的星光互为溶合,表达出诗人执著的爱恋与坚定的信仰。
  这首诗在艺术上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徐志摩诗歌的特点。形式上或追求变幻的自由,或力求单纯和统一,前者更适宜表达激荡的心灵,所以这首诗前三节句式整饬、节奏单纯,及至诉说衷心,便改用错综交替、自由变幻的句子。但都工而有变,散而有序,错落有致。这首诗在爱的感激昂奋中每每略带抑郁,表现了诗人感受人世沧桑的心怀。这种矛盾的情绪以对比手法表现得尤为突出:如二、三、四节各以现实人生与天上明星作视觉、与触觉上、心灵感受上的对比,现实人生越灰暗,明星越显得光明美好;明星越亮,现实越灰暗。
  诗人便忧郁人生,更深深爱恋明星。
  徐志摩是个浪漫主义诗人,他以“爱、美、自由”为人生信仰,对爱情、人生、社会都抱着美好的理想,希望这三者能在同一人生里得到实现。正如梁实秋所说:“志摩的单纯的信仰,换个说法,即是‘浪漫的爱’……这爱永远处于可望不可及的地步,永远存在于追求的状态中,永远被视为一种极圣洁高贵极虚无缥缈的东西。”诗中“我爱天上的明星”便是这么一种爱,把它理解为对具体人物的爱也好,理解为人生的理想也好,这都是一种神圣、热忱的爱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涂秀虹)

  捣毁了蛇龙们的老巢,

  康桥,即英国著名的剑桥大学所在地。1920年10月—1922年8月,诗人曾游学于此。康桥时期是徐志摩一生的转折点。诗人在《猛虎集·序文》中曾经自陈道:在24岁以前,他对于诗的兴味远不如对于相对论或民约论的兴味。正是康河的水,开启了诗人的性灵,唤醒了久蜇在他心中的诗人的天命。因此他后来曾满怀深情地说:“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,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,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。”(《吸烟与文化》)
  1928年,诗人故地重游。11月6日,在归途的南中国海上,他吟成了这首传世之作。这首诗最初刊登在1928年12月10日《新月》月刊第1卷第10号上,后收入《猛虎集》。可以说,“康桥情结”贯穿在徐志摩一生的诗文中;而《再别康桥》无疑是其中最有名的一篇。
  第1节写久违的学子作别母校时的万千离愁。连用三个“轻轻的”,使我们仿佛感受到诗人踮着足尖,象一股清风一样来了,又悄无声息地荡去;而那至深的情丝,竟在招手之间,幻成了“西天的云彩。”第2节至第6节,描写诗人在康河里泛舟寻梦。披着夕照的金柳,软泥上的青荇,树荫下的水潭,一一映入眼底。两个暗喻用得颇为精到:第一个将“河畔的金柳”大胆地想象为“夕阳中的新娘”,使无生命的景语,化作有生命的活物,温润可人;第二个是将清澈的潭水疑作“天上虹”,被浮藻揉碎之后,竟变了“彩虹似的梦”。正是在意乱情迷之间,诗人如庄周梦蝶,物我两志,直觉得“波光里的艳影/在我的心头荡漾”,并甘心在康河的柔波里,做一条招摇的水草。这种主客观合一的佳构既是妙手偶得,也是千锤百炼之功;第5、6节,诗人翻出了一层新的意境。借用“梦/寻梦”,“满载一船星辉,/在星辉斑斓里放歌”,“放歌,/但我不能放歌”,“夏虫也为我沉默/沉默是今晚的康桥”四个叠句,将全诗推向高潮,正如康河之水,一波三折!而他在青草更青处,星辉斑斓里跣足放歌的狂态终未成就,此时的沉默而无言,又胜过多少情语啊!最后一节以三个“悄悄的”与首阙回环对应。潇洒地来,又潇洒地走。挥一挥衣袖,抖落的是什么?已毋须赘言。既然在康桥涅槃过一次,又何必带走一片云彩呢?全诗一气呵成,荡气回肠,是对徐志摩“诗化人生”的最好的描述。胡适尝言:“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‘单纯信仰’,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:一个是爱,一个是自由,一个是美。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,这是他的‘单纯信仰’。他的一生的历史,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的历史。”(《追悼徐志摩》)果真如此,那么诗人在康河边的徘徊,不正是这种追寻的一个缩影吗?
  徐志摩是主张艺术的诗的。他深崇闻一多音乐美、绘画美、建筑美的诗学主张,而尤重音乐美。他甚至说:“……明白了诗的生命是在它的内在的音节(Internal rhythm)的道理,我们才能领会到诗的真的趣味;不论思想怎样高尚,情绪怎样热烈,你得拿来澈底的‘音乐化’(那就是诗化),才能取得诗的认识,……”(《诗刊放假》)。反观这首《再别康桥》:全诗共七节,每节四行,每行两顿或三顿,不拘一格而又法度严谨,韵式上严守二、四押韵,抑扬顿挫,朗朗上口。这优美的节奏象涟漪般荡漾开来,既是虔诚的学子寻梦的跫音,又契合着诗人感情的潮起潮落,有一种独特的审美快感。七节诗错落有致地排列,韵律在其中徐行缓步地铺展,颇有些“长袍白面,郊寒岛瘦”的诗人气度。可以说,正体现了徐志摩的诗美主张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王 川)

  在无底的深潭里我叫——

  上帝,我听不到你!

  我在道旁见一个小孩:

  活泼,秀丽,褴褛的衣衫;

  他叫声妈,眼里亮著爱——

  上帝,他眼里有你!

  十一月二日星家坡